林间的薄雾才散，清扫战场的士兵抬回几个沉甸甸的布包。层层解开，露出的不是弹药，不是密令，而是一堆白得发僵的右手，掌心向上，木牌系在腕骨残茬处，写着日文姓名。王应尊站在大横岭的山脊线上，沉默良久。作为第二十八师的少将师长，他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在这场从1945年春一直拖到夏的豫西鄂北大会战里，日军的“传统”——砍下战死者右手带回焚化以示“领回”——终于被仓皇的败势打断，连这种用来向家属交代的“证据”也来不及带走。
从这片令人不寒而栗的遗留物追溯，当年的西峡口确是华中战场的关节处。日军第十二军由鹰森孝统率，动用五个师团加三个旅团，七万余人，意在打通豫陕公路，直迫西安兵站，牵制重庆后方，并解除中国空军对平汉路南段的威胁。中国方面，第五战区抽集十四万八千人，刘峙为总司令，第一战区胡宗南从北侧配合，刘汝明所部的第二集团军是支柱。三路突击，自鄂北老河口、南阳邓县、内乡西峡口同时压来。这一布局，谁都明白是冲着伏牛山的门户去的。
山地的作战有它自己的逻辑。伏牛山自古以险著称，关隘相连，谷道曲折。与台儿庄那种河网平地不同，南阳一线的战斗更像是把石头一层层叠上去，靠“弹性防御”和立体火力把对方往下摁。王仲廉所辖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在西峡口死扛，第八十五军和第七十八军轮番顶住，配合第一战区的侧击，将日军110师团、战车第3师团、骑兵第37旅团逐段消耗。4月1日的重阳店一战，八十五军以三道防线反复伸缩，打足了168小时，把日军第139联队从三千八百人磨到八百人，联队长下枝龙男当场阵亡，两名大队长也没能活下山；5月3日豆腐店，廖运周麾下第一一〇师摆出外迫击炮、中机枪、内突击队的三层火网，美军第14航空队的P-51从空中投下燃烧弹，地空合击，将日军一千一百三十人围歼，缴得山炮三门、马二百八十九匹，逼得163联队北逃霸王寨；而在马头寨那一片石骨嶙峋的山梁上，独立榴弹炮第13大队日发炮弹两千枚，主峰被生生削低了三米，守军用炸药把碎石拌桐油浇成陷坑，等敌人脚下一沉，机枪横扫，白刃封喉，进攻几次三番都成了送命；到5月6日至9日的大横岭，轮到王应尊的第二十八师上场，他把杀伤区设在反斜面下方，工兵暗藏火点，等P-40低飞炸乱对手队形，才下令反攻，贴身肉搏逼出敌阵，追至“钓丝崖”，日军临时工事草率，被一股脑儿掀翻。次日清扫时，树林里挂满上吊的尸体，重庆《大公报》把“大横岭日军集体上吊、医疗队焚烧六百伤兵帐篷”作为头版焦点，震动后方。日军参谋辩解说为防资敌而烧，可在前线人眼里，那更像是体系崩塌的呛鼻之火。
在这四场硬仗之间，空军的影子贯穿始终。1945年，中国空军与驻华美军第14航空队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空中优势，P-40、P-51在山谷间低飞，炸毁车队、撕裂阵形，帮地面部队把“弹性防御”的节奏掌握在手。对面第110师团是“乙种”编制，本该强调机动，但老兵消耗殆尽，补给链在山路间时断时续，战斗力打了折扣；更致命的是，连“右手认尸”的作法也不得不抛掷在谷道旁，这就是王应尊手里那些包袱的来源。
如果说山地火网是会战的战术密码，那么人员的来龙去脉则是理解这场战事的另一把钥匙。王应尊，1907年生在山西阳高太平堡村，家贫却靠念书“突围”，考进大同的山西省立第三中学。1925年“五卅”风潮，他在学生队伍里闹得狠，转年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黄埔严苛，他从学员干起；1926年北伐出师，他留守广州，管仓库守卫、剿匪维稳。1927年毕业后进第一军第一师，从见习官一路升到排、连、营长。1935年，他任第一师三团代理团长，追堵红军于赣南闽西的山岭间，雨季行军，补给拉不动，减员滚落；1937年淞沪开战，他已是第一师一旅一团上校团长，坚守杨行、刘行，舰炮铺天盖地，他腿部中弹仍撑在阵地，留下终身伤；1938年转入中央军校七分校第五总队第九大队当大队长，教刺杀、练射击，几千名学员被他盯得严丝合缝；1939年升第四十二军第一九一师少将副师长，兼军官训练班主任；1940年又去西北，在翠华山太乙宫办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学生总队少将总队长，把山地游击的门道一条条掰开讲。靠这些经历，他对山地战的嗅觉与日俱增。
1941年11月，他调入第九十军第二十八师任副师长，驻伏牛山脚的豫西，眼见日军觊觎已久；1942年4月接任第二十八师少将师长，这是一支嫡系部队，底子不差，他亲手加固工事、强化巡哨、整训营连。到1943年师部移驻内乡、淅川，他对河谷地形反复勘察，日军侦察机在头顶盘旋，他令全军隐蔽伪装；1944年“一号作战”西进意图暴露，他把纵深防线一段段串起，沙袋、机枪点一处不落，为1945年春的硬战打底。会战伊始，第28师成为第五战区的骨干，他每日研判情报，调兵遣将，不是纸上谈兵。也正因为此，当大横岭的包袱被拆开时，他能在惊悸之外，冷静看清对手的士气与后勤已到了何等崩坏的地步。
与他同处伏牛山麓的，还有另一位风格迥然的指挥官——廖运周。此人1927年即入中共，抗战中在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间周旋，指挥风格务实狠辣。豆腐店那次围歼，是他把火力网从里到外分层布置，再叠加空中燃烧弹，压缩对手机动的样板。后来内战中，他转身参加人民军队，在淮海战役立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为少将。横着比较这两人的经历，能看见同一场会战中不同政治归属与不同军事传统相互交织的纹理：一个在胡宗南体系内属于能打的“实干派”，一个早年信仰左翼，最终奔向了另一支军队，但在1945年的山地里，他们的枪口都对准了同一个敌人。
把镜头拉回全局，战役从3月21日日军第39师团主力向第五战区发起攻势算起，到5月31日告一段落，余波事实上延伸到8月日本投降。南阳城3月25日开仗，143师黄乔松部苦守十天，歼敌近千，30日奉蒋介石命令撤出；鄂北老河口一线，59军主力后撤，用机动拖日军；西峡口，31集团军、85军、78军不断顶替接力。在4月初的重阳店之后，会战进入拉锯，五月初豆腐店、大横岭、马头寨相继燃起恶斗。地方民兵趁隙掺和，南阳县一地打大小九十七仗，毙伤日伪七千五百余人（其中毙二千二百五，伤五千三），俘虏四人，毁车十二辆，自己也付出四百六十七人的代价。等到5月底，日军伤亡达一万五千人，第十二军与华中方面军被迫提前三个月转入防御，“玉碎”二字出现在陆军省战史里，这种用词在日方档案中并不多见。中国军队同样付出惨重代价，但伏牛山防御网如闸门般合拢，把所谓“五号作战”的构想压皱了。重庆报端热闹，《大公报》把“钓丝崖集体自尽”和“医疗队烧伤兵帐篷”的消息摆在醒目位置，既是战地实情，也是动员政治的一环。
小科普插叙：
- 战区与集团军：抗战时期的“战区”相当于大军区，负责一大片战场的总体指挥；其下“集团军”为多个军的合编兵团，再下是“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的序列。第五战区在豫西的布置，靠的是多集团军接力与山地阻滞的结合。
- 乙种师团：日军师团按甲、乙种划分，乙种员额与支援火力较低，强调机动与灵活，但在华中后期，甲乙之差更多体现在补充来源与训练质量。第110师团在南阳会战里遭遇的，不是理论层面的机动不灵，而是补给线被山地与空袭双重压制的现实。
- 豫陕公路：这条线北接西安，南连南阳，是把华北与华中联通的“脊梁”之一。日军想借此形成“大陆走廊”，上连华北，下插华南，从而割裂中国内陆的交通动脉。
再回到个人命运的分岔口。1945年后，王应尊升任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驻西北洛川；1946年6月整编为整编第二十七师师长，纳入胡宗南集团序列。内战的风向迅速逆转。1947年3月延安战役，胡宗南以二十九军两万人围延安，西北野战军集中反击，青化砭、蟠龙镇来回拉锯，3月14日瓦子街一战，刘戡部陷溃，王应尊混在俘虏队里逃生回洛川整顿。8月沙家店，对手以整编第三十六师歼其六千人，他被迫调防固线。1948年宜川战役，依旧参战于刘戡的二十九军系，山岭翻覆间一度被俘，又设法脱逃。5月，他任西安绥靖公署干训大队大队长，转入训练系统；1949年3月升干训团学生总队总队长。胡宗南败局已定，退向四川，他随行南下驻德阳。12月，裴昌会等人谋划起义，王应尊参与其事，12月27日新津通电，率部起义，部队随后整编入新序列。
同一片山地里，另一条线则通向战后降旗的仪式感。8月19日，当地民兵首领刘谷三传令整顿，次日，吴凯代表中方接受了日军第110师团第三联队佐藤吉松的投降。8月24日，又接受了日军第十二军鹰森孝的投降事宜；25日，约四千日军烧毁军旗，抱着装有骨灰与指节的小匣，哭声一片，踏上归途。9月22日，郑州举行第一战区受降仪式，胡宗南主持。多年后，一些日军老兵重访旧地，在南阳植下樱花树，说愿以“和平”为念，历史的回声在树影里若隐若现。
至于那几个布包，它们在史料里像锈迹一般刺眼，却也提供了凝望战争赤裸本貌的窗口。王应尊的回忆里，第二十八师在大横岭一役自身亦伤亡四千余人，两名营长战死，一名副团长重伤；战场上尸横遍野，战马、枪弹、衣物遍地，日军溃逃时丢下包袱，人去物遗。再由译员辨认木牌上的日文，方知这手指的来历——先是砍右手，后来只取拇指，再后来连伤兵也被浇油焚烧，皆为“省时省力”，免被俘见证。当熊熊火光照亮帐篷时，烟雾里显出的不是纪律，而是败局。
王应尊的军事生涯由黄埔出发，经淞沪的血战与西北的训练，最后在伏牛山的峡谷里达到一个节点。他从第一军嫡系系统出身，又在胡宗南集团里长期驻防西北，派系丛林中仍以“能打”的口碑自持。抗战胜利后，他获颁四等云麾勋章、抗战胜利勋章；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中将军衔，任西南军区高参。1995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与他形成映照的，是廖运周的另一种归宿——1927年入党，淮海建功，解放后成为少将。相同的是，他们在1945年春夏的山谷中都经受了山火与血的洗礼；不同的是，战后政治的潮水把两人带上了彼此错开的路径。
这场会战的意义不止在输赢的账本上。日军想把华北与华南用铁与血接成一条“大陆走廊”，却被豫西的山岭与火网卡住了喉管；中国军队虽然派系林立，但第五战区与第一战区的协调出乎意料地顺畅；空军的优势，让日军在山道上“上天无路”；地方民兵则成了山脚下最密的网。到5月底，日军不得不转入全面防御，对峙沿襄河绵延至8月15日投降。战史编纂者用“玉碎”自况，重庆的报纸用“集体上吊”来描写前线的崩解，两端的话语彼此映照。正如古人言，“兵者，凶器也”，当战争把人逼到极限时，制度、训练、士气乃至文化中的暗影都会怒放。南阳会战提供了一面镜子，照见的不只是胜败，还包括那一代军人的成长路径、派系关系与最终命运——以及山谷里、布包中留下的沉沉证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