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我边区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处境愈发艰难。加之陕北根据地早期“肃反”活动留下的负面影响，各种矛盾接连涌现，四处蔓延。其中，边区党、政府、军队与民众团体之间的联系问题尤为突出。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残余影响，以及党、军队与党政军委员会“三权鼎立”体制的制约，党的全面、统一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在一些地区和领域，党政军民关系不够和谐，地方工作中官僚主义倾向明显，军队工作中军阀主义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了各自为政、对党独立性造成干扰的现象……这些状况严重制约了抗日根据地的坚守与拓展。
为确保党在思想、政治、组织领域实施“一元化”领导格局，进而高效应对制约边区发展的种种难题，1941年4月16日，中共政治局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达成一致，宣布了一项关键决议：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将实现合并，并正式成立了中共西北中央局。高岗同志被任命为该局书记，而谢觉哉同志则担任副书记，全面负责统筹与领导西北地区的各项事务。
然而，没过多久，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便在在施政方针和一些具体的经济政策问题，如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运盐问题、纸币发行问题等方面发生了分歧和争论，而且，西北局内部也有些不同的声音。这让毛泽东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处理双方的矛盾分歧。一方面，他多次致信，甚至面谈，向素有“延安五老之一”之称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西北局副书记谢觉哉指出，“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要“说服林、谢二老，维护中央局现行的政策”，另一方面，他又对林伯渠提出的意见颇为重视，要高岗和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深入了解、及时处理。同时，毛泽东还找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谈话，不仅希望他能够多做工作，帮助边区政府做到完全服从西北局的领导，还要他带话：今后边区政府工作“要讲团结，全边区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周围”。
实际上，尽管西北局与边区政府间的关系偶显紧张，但八路军留守兵团在军队与地方、军队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中也暴露出若干问题。鉴于留守兵团承担的作战任务相对有限，日常的教育和管理往往不够严格，导致纪律性有所松懈，存在诸如“独立性过强、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倾向以及违反群众纪律”等缺点和错误。在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上，留守兵团不仅对边政府的尊重不足，纠纷频发，而且对西北局也存在请示、汇报工作不充分，服从度不够的现象。在军队与民众的关系上，部分部队的政策观念不强，不时出现与民众争夺生产资源，或在生活中违反政府法规的情况。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曾多次对留守兵团的领导进行批评与教育，强调要尊重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服从上级领导；同时，也要尊重边区政府，妥善协调军政关系。
为此，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秋季至次年年初，延安地区。在“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集中讨论了整党、整政、整军、整财经、调整党政军民关系（简称整关）、整顿人民团体领导机关（即整民）以及加强学习（即整学）等一系列重要议题。本次会议的核心目标是整顿工作作风，梳理各项关系，从而有效加强陕甘宁边区各项工作的推进力度。本次会议的级别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影响力之深，堪称一场“整风学习的洗礼”，亦为“延安整风运动”中整顿党风的关键一环。
贺龙是我军一位非常有传奇色彩的领导人，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没有高深的理论水平，但却豪爽仗义，有很强的正义感，并在“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革命处于低谷时期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我党有很深的感情。据张国焘回忆，
同志们，身为军人与党员的双重身份，我有幸在今天的整党大会上，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视角，愿意与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思考与见解。
整党活动正是在整风运动的背景下展开的。整风运动的根本目标，是纠治党内所存的不良习气，诸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党八股等现象。
党内不良风气带来了哪些严重后果？它不仅导致了中央苏区的灭亡、鄂豫皖苏区的衰落、川陕苏区的陷落，还造成了湘鄂赣苏区的分裂。在国统区，党的组织几乎面临了彻底的摧毁，而苏区党组织则削弱超过九成。特别是在湘鄂西苏区，干部遭受了近乎灭绝的打击，使得最后仅剩寥寥几位领导干部。这些灾难性的结局，正是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作风所造成的危害所致。
若非遵义会议的圆满召开，陕甘宁边区的成立便充满了不确定性。如今，我们恐怕难以在此举办如此规模宏大的整党盛会。
陕甘宁苏区，尤其是陕北苏区，饱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党八股的深重侵蚀，一度使干部们陷入生死存亡的困境。倘若没有遵义会议后中央力量的及时干预，这片红色热土或许早已化为乌有。
亲爱的战友们！本次整党行动的核心目标是净化思想，清除党内不良风气。请大家深入思考，这些不良风气对党组织的伤害究竟有多大？
中央推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全国上下纷纷响应，声势浩大，然而边区军队却未曾进行讨论，亦未付诸实践。既未实现精兵之效，亦未实现简政之实，直至今日方才着手推进精兵简政；至于西北局的决议，党团组织不仅可不予执行，甚至公然表示反对。
这不仅是对思想的纠葛，更是对党的独立性的严峻考验。以王实味的文章为例，他不仅对所谓的“大头子”和“小头子”进行了侮辱，甚至对所有人进行了无端的攻击，将我们卷入一片混乱与诽谤的漩涡中。
然而，在我们党员队伍中，竟无一人公开发表文章进行批判，甚至部分同志还将王实味的文章作为交流讨论的素材。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准则便是遵守党的决定，切实执行党的决策。若对党的决议置若罔闻，对党的政策亦不予以落实，这种违背集体意志的行径，无疑对党的团结与力量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此次整党，旨在根除那些错误观念。整党工作需自上而下展开，若上层问题得以解决，下层自能顺利整改；若上层问题未能妥善处理，下层整改亦将困难重重，此乃领导之责。常言道：“前车之鉴，后车可鉴。”对下级的指责，首先应反思自身，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身为司令员，若军队出现任何不当行为，违反纪律，或是违背政府政策与法令，责任应由领导机关承担，我作为司令员，自当肩负起这份责任。
批评下级将责任归咎于他们，同时声称自己表现卓越，这样的论调恐怕下级干部难以认同。显然，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进行整党活动，旨在清除各类不良作风和错误思想，以确保党的团结与统一的领导核心地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最高领导力量，统摄政权、军队与民众团体的发展。军队、政权和民众团体均需保持统一性和一致性，不得擅自偏离党的领导。在我国，唯一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然而，党内出现了一些人试图独立行动，无视中央决策和西北局的指示，这种行径有悖于共产党员的宗旨。身为师长，我深知自身责任重大。在我担任一二零师师长期间，部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我的去留对部队的影响显著，这表明我尚能坚守党性原则，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但若我离开，不论继任者是谁，只要继续秉承党的领导，部队仍将保持稳定。这进一步证明了我对党的忠诚和对党的决策的执行力。
当今的陕甘宁边区，紧密地接受党中央的领导，而西北局则是党中央在西北地区的化身与代表。若对西北局有所怠慢，实则是对党中央的不敬之举！倘若对西北局的决策与指示置若罔闻，擅自采取行动，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便难以有效推进。军权固然重要，但若一切行动都以追求独立性为首要，那么工作成效必然难以保证，即便有神明相助，亦难以扭转乾坤。对于党中央发往前线的每一份电报、每一项指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其执行与落实的具体方法。真正的拥护党，不应仅仅是口头上的表态，而应通过实际行动来体现。面对中央的指示与个人利益的冲突，绝不能轻率地将中央的决定束之高阁。
我认为，整党的核心使命在于矫正那些思想不纯、侵蚀党的独立性的错误倾向。斯大林在阐述《布尔什维克十二条》时，其首条便着重强调了抵制党内独立性丧失的重要性。当前，中央号召我们强化党的统一性，这并非仅仅是表面的宣传，尽管谈论统一性看似简单，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
中央与西北局肩负着领导军队、政权及群众团体的重任。警备区的党组织则承担着指导警备区内军队、政权与民众团体的职责。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理应坚定地站在党中央一边，全力支持西北局的工作。
西北局直接领导着我们，其制定的决策，正是中央决策的贯彻落实。
西北局发布的指导性意见，其核心在于落实中央的指导原则，亦即中央的指导思想。鉴于此，我认为对全党的整顿工作应当从领导阶层着手，聚焦于领导人物的自我革新，以身作则，主动开展自我批评。若缺乏自我批评，要在思想上实现统一便显得尤为困难。举办如此规模宏大的会议，尤其在整风运动期间进行，所需投入的费用颇为可观。仅以伙食一项为例，每人每天的支出便高达六十元（边区币）。
在本次会议中，我们发放了众多文件，期许各位能够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将大会的核心精神带回各自的岗位，对自己的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审视，查找并反思其中的不足。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整党工作才能取得显著的成果；否则，成果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贺龙当时身兼西北局常委之职，同时亦担纲晋绥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之重任，并兼任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堪称“实力派”的典范。因此，他在讲话中提出的强化党中央全面领导、全党服从中央等观点，显得尤为突出。这些观点不仅对成功举办“高干会”具有积极作用，亦对正在进行中的整风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发言落幕，众人深受感动，纷纷给予高度评价。然而，毛泽东虽与众人一同鼓掌，却并未在此时即席发表看法。
后来，毛泽东专门找到贺龙，对他说，服从党的领导是不错的，但把某个具体的党组织等同于整个党，就有些绝对了，容易导致我们各级党组织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了解不到真实情况。对此，贺龙颇有些不理解，心中暗想到，难道党组织不代表党吗？看着贺龙茫然的神态，毛泽东知道他一时还转不过弯来，便把话题转到了另一个问题上。
解放后的“整风反右”时期，一些在地方工作的老部下向贺龙反映说：有些人把自己当成了党的化身，俨然自己就代表着党，常常以“以党自居”，借口“维护党的领导”，在自己领导的地方和单位排除异己，为所欲为，甚至公然宣称，反对自己就是反党，对自己或单位党组织不满就是“反革命”，把给自己和单位领导提意见的人统统都打成了“右派”，就连一些对党有着深厚感情的同志也被划成了右派，导致“反右”严重扩大化。听到这些，贺龙猛地想起了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对他说的一席话。他恍然大悟地伸出大拇指对夫人薛明说：“毛大帅厉害，早就料到了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