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议坦克统一开路
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中央所做出的战略抉择堪称大胆。彼时，世界各国均对苏联怀有畏惧，即便是美国，亦不敢轻视苏联。我们在外交的角力中，时常对美国的畏惧苏联予以抨击；然而，如今越南倚仗苏联的势力，侵占了我们支持下的柬埔寨，轮到我们面临他人审视，看我们是否惧怕苏联了。
我们对于决策的态度是坦然的，即便面对越南的挑战，我们也能果断反击。然而，在具体的战役决策上，我们却显得谨慎。在广州军区研究作战方案时，许多同志建议先攻击高平，也有人主张先攻占谅山。我亦倾向于先取谅山，因为高平之战难以实现全歼，我们的包围圈广阔，纵深达八十公里，要在此实现全歼犹如大海捞针，因此俘虏不多。尽管如此，我们成功缴获了大量的重炮和汽车。除了战死和受伤的敌人外，俘虏大多逃入山区，活动空间大，我们难以通过搜山将他们全部捕获。这是事前预估的情况，因此我主张优先攻击谅山。我提出，一夜之间即可完成对谅山的包围，距离近，榴弹炮在国内即可提供火力支援，榴弹炮射程可达十一公里。许世友同志却认为这像是寻求战略决战，我不解，战略决战有何不可？我们拥有绝对和压倒性的优势，为何要回避决战呢？
许司令的意见，第一阶段不能打谅山，那样就搞大了。我认为，强者对弱者，就要求同它决战，不管是战役的、战略的。解放战争，国民党一上来就要同我们决战，敌强我弱，我们就避免决战；到三大战役，我强敌弱，就要求同敌人决战了，东北三省，关门打狗，不让他跑掉；淮海战役、天津战役，都是决战，不理解许司令为什么因为是决战就不能包围谅山？先包围高平，好费事啊！劳师、费时，部队疲惫不堪，没有突然性；谅山方面只是正面进攻，没有切断敌人退路。总觉得这个决心战役上是胆小的，是按主席对抗日战争初期的战略思想：先打击分散、弱小的敌人，再对付集中、强大的敌人。然而，与越南相比，我们明显是强者，不应套用这种策略，而应优先打击集中、强大的敌人，哪里敌军兵力集中，我们就包围哪里，这样我们才有必胜的把握。战役决心的胆怯与战略决心的果断不相符，其中的原因我并不明了。
在战前筹备阶段，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同志莅临龙州视察筹备情况。我向他提出建议，认为应优先攻击谅山，以期能够消灭一两个师团，即便敌方进行增援，仍有机会扩大战果；而进攻高平则如同海底捞针，几乎无法有所收获。韦国清表示，中央的决定已定，不可更改。
指挥作战的吴忠
打仗是1979年2月17号，我的免职命令是1月20号下的。1月20号命令到广州军区，各大军区都收到了，北京和其他军区的同 志告诉我说已见到免职命令；但我还没见到。据说许司令和向政委及前指一些领导研究后向军委、邓小平建议，暂不公布免职命令，打完 仗后再说，军委、邓小平同志批准了，让我作战。我不知道此事，从 其他军区的人那里知道下了免职命令。我想你公布了命令不让我去 就算了，不公布我就继续工作。
部队一经调动，我便加入了42军的行列。从战前的准备到侦察工作，我都全程参与，更有幸参加了北京的作战会议。前方指挥所在南宁，许世友和向仲华两位将军领衔，而我所在的副司令部由江燮元、欧致富和我三人组成。江燮元负责55军，其任务是向谅山方向推进；欧致富则负责广西和云南交界的战区，指挥41军对高平实施包围；而我则负责龙州和水口方向，从东部对高平形成包围。我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尽管未接到正式免职通知，但我依然全力以赴，积极参与战前准备和作战指挥。对于我负责的方向，我有一个想法。我们的装甲兵数量相当可观，建设历史已有数十年。在解放战争时期，各野战军都设有特种纵队和坦克部队，朝鲜战争期间我们也曾使用坦克，尽管数量不多，仅有几个连，坦克往往被当作炮使用。然而，真正集中坦克部队对敌进攻在装甲兵历史上并不多见，特别是集中超过200辆坦克发起进攻的情况更是前所未有。此次集中坦克数量较多，我建议将93军的坦克团调拨给我指挥；同时，北京军区坦克一师的130自行火箭炮营调拨后也应归我管辖。我提出，这些火箭炮实际上是装甲车体，炮兵难以维护，其主要作用是协同坦克作战，因此应交由我统一调度。如此一来，43军的坦克团（装备59式坦克，口径100毫米），42军的坦克团（装备轻型21吨坦克，口径85毫米），再加上水陆两用坦克营和北京军区坦克一师的130自行火箭炮营，共计200多个装甲单位，我建议将这些力量集中使用，作为前锋开路。这一建议得到了政委的大力支持。当许世友同志莅临龙州听取汇报时，对于这一部署表示不赞同。我和向政委坚持己见，最终许世友同志也同意了我们的安排。
二、坦克集中使用效果显著
指挥所选址于510高地，我特地提出需增设坦克专用电台。与会者包括我本人、谷景生同志（时任广州军区副政委，上甘岭战役期间的十五军政委）、军委装甲兵作战处的郭处长、许延滨同志（军委装甲兵作战参谋，许光达将军之子）、装甲兵部的董副部长，以及炮兵部队代表，还有42军政治委员勋励同志均在山上就位。此外，42军军长魏化杰同志以及刘长义同志（音）则在基本指挥所中负责指挥工作。
战斗初期进展顺利。43军坦克部队率先冲锋，42军紧随其后。我命令在三个小时内攻克东溪县城（位于国境线35公里处），实际仅用了两小时四十分钟便完成任务，表现卓越。在指挥中心，我能实时监听到各坦克部队的通讯，一旦发现异常，我便立即介入纠正。在攻克一座700多米高的山头时，步兵未能跟上，出现掉队情况。坦克部队是否等待步兵？他们向我请示，我立即指示他们不必等待，独立作战。山上有一辆坦克报告起火，指挥员处理得当，安排乘员撤离，待坦克爆炸后将残骸移开，部队继续前进。事后得知，乘员未能及时撤离；我询问了指挥员，他解释说，坦克乘员原本希望将坦克移至路边以便撤离，但在移动过程中坦克发生了爆炸，导致几名乘员不幸牺牲。
坦克部队的表现堪称出色。在争夺的战略要点中，弄梅隧道位于东溪与高平之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隧道虽短，但若越军将其炸毁，我方坦克部队将无法通过，排除障碍所需的时间将大大延长。幸运的是，越军并未对隧道下手，甚至连桥梁都未舍得破坏，最多只是造成轻微的损害。因此，我命令43军坦克团派遣两个坦克连和步兵营共同抢占弄梅隧道。然而，坦克团却谎报军情，在尚未完全占领隧道的情况下，便提前报告已成功占领，此举反而得到了我的表扬。不料，42军坦克团二营五连在进入隧道时遭遇敌军顽强抵抗，导致五辆坦克受损。在步兵的支援下，他们才最终成功占领了隧道。战后，43军坦克团的团长因在武汉被撤职并开除党籍，而当时前线作战的是副团长。按照我的判断，他应当受到法律的惩处！
当我军的坦克部队接近高地时，不幸遭到了越军发射的苏制导弹的猛烈攻击，导致我们的十一辆坦克接连受损。紧随其后的坦克也因此受阻。然而，最前方的那辆坦克幸免于难，一路冲锋至高平城内，从南门杀入，再从西门突出，摧毁了敌军的炮兵阵地。在这场激战中，四名车组成员中，一名英勇牺牲，剩余的三人则在西门等待41军支援时不幸被俘。在交换俘虏的过程中他们得以归来，最终复员。在我看来，这辆坦克在装甲兵的历史上堪称“英雄坦克”。他们的勇敢并非出于贪生怕死，而是因为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跟上。这种处理显然是不公正的。
42军坦克团共有106辆坦克投入战斗，抵达高平时，存留的坦克数量降至73辆，伤亡人数超过150人，损失较为严重，但整体情况仍比我预想的更为乐观。坦克部队在战场上经历了艰苦的战斗，在高平的80公里行进途中，遭遇了几段峡谷，峡谷绵延数十公里，两侧的山壁上布满了天然洞穴，其中藏有火炮和士兵。若非坦克部队先行开路，步兵所需的时间将大大延长，恐怕三天都难以攻克。这些洞穴最终都被坦克部队摧毁。
反坦克地雷、美式M-16反坦克枪（此枪能穿透轻型坦克装甲，并在击穿后短时间内产生高温，导致坦克内弹药在高温下爆炸）、40毫米火箭筒、82毫米无后坐力炮，以及首次遭遇的冰雹式导弹。此外，越南军队在反坦克作战方面经验丰富，其反坦克武器的布置十分巧妙，尤其在拐弯、盘山道等易于减速的区域，他们首先设下反坦克枪，随后是火箭筒，再之后是82毫米无后坐力炮，辅以重机枪和轻机枪，一旦坦克受损，士兵在修理车辆时便会遭受扫射。更令人警惕的是，一旦发现装备两根以上天线的坦克，他们便会集中火力将其击毁。这些天线是坦克指挥车的标志，包括连长、营长、团长的指挥车，因此此次作战中指挥车的换乘次数明显增多。显而易见，他们在反坦克作战上颇具经验。正因为如此，此次坦克部队的战斗异常激烈，相较之下，步兵和炮兵的战斗则显得不够过瘾。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如此众多的反坦克武器，以及如此丰富的反坦克作战经验，这样的规模和挑战前所未有。尽管如此，这两个坦克团依然表现出色，取得了显著的战果，他们的英勇无畏值得称赞。
三、攻克高平茶灵广渊，撤军。
28日，我国即将宣布撤军，坦克部队将悉数返回国内。那些被摧毁的坦克将被炸成碎片，由车辆运回。战场已被彻底清理。自三月一号起，将不再有坦克部队参战。在向茶灵发起进攻时，我的指挥所设于南流。敌人在弄垭山口沿公路布置了绵延不绝的防线，并利用众多自然洞穴作为掩体，其残余部队包括两个步兵兵团和一个炮兵团。此时，战士们迫切渴望坦克的支持。42军两个师的部队攻打了两天，进展缓慢；第二天成功攻克弄垭山口，但在攻克茶灵的蛇形阵地时却遭遇了顽强抵抗，我方伤亡惨重。三月二号夜间，大雨倾盆，我坚决要求必须拿下茶灵。战士们英勇无畏，将敌人分割成数段，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最终成功攻下茶灵。我看到124师的战士们大多数帽子已失落，裤子也被撕得支离破碎，有的甚至变成了裙子，但他们的情绪高涨，喜笑颜开。看着他们吸烟，显得格外有趣，烟雾在战士们手中依次传递，一支烟还未吸完便被扔掉。
韩怀智同志，如今担任副总参谋长，他率领一支师部，我命令他自弄垭山口由北向南进攻广渊。他迅速将广渊攻克，并与42军的125师顺利会师。至此，我手中便掌控了两条重要公路：一条是自高平经弄垭山口、广渊、复和直至龙州的路线，另一条则是自高平经弄梅隧道、东溪、复和直至国内的路径。这样一来，伤员的后送、弹药的补给以及炮兵的调动都变得更加灵活便捷。此次战役共攻克了六个县市（包括五个县城和一个省会），坦克部队的表现令人满意，42军和54军均表现出色。
遗憾的是，我们并未保留许延滨的录音机。前一天，43军坦克团历经激战直至夜幕低垂，成功占领了弄梅隧道。我在报话机上对他们表示了表扬，而这一切都是通过许延滨传达的，他的录音机也记录下了这一刻。当晚，我将许延滨留下来，考虑到许光达同志仅此一子，进入战场形势复杂，敌军全民皆兵，四处作战，因此决定留下许延滨，以便他了解125师的情况。尽管他坚持要前往，我反复劝阻，最终还是留在了这里，因此战场上的声音并未被录音记录。坦克部队的表现堪称出色。
在510高地遭遇炮火袭击，指挥所不幸中弹，造成二三十名警卫连成员受伤。其中，随我一同行动的女护士小曹，腿部遭受了二十多处创伤，但她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强，不愿下山。军政委勋励同志仅受轻伤，许延滨则遭受了轻微的肿块。东溪撤退途中，乘坐敞篷汽车时，警卫连战士突然喊道“我的屁股被打了”，但无法确定子弹的来源。“难道子弹是从前面来的吗？”他们都是优秀的同志。小曹护士在医院处理后，又随部队追击，直至高平，尽管受伤也坚持跟上，我建议给她授予二等功，最终她获得了三等功。后来，换岗的护士小周与我的司机小杨喜结连理，两位都是山东人。
在这场战役中，战前领导成员的编号依次排列，司令员位居首位，为“一号”；紧随其后的是政委向仲华，编号“二号”，江燮元同志位列“三号”，依照常委的顺序排列。在我之后的是黄荣海同志，而在他之后则是欧致富同志。黄荣海同志未能出席，因此欧致富同志的编号顺延至“四号”，而我则成为了“五号”。我注意到，这一编号的变动似乎与我的免职命令有所关联，但似乎并未引起上级的异议。当中央慰问团抵达时，要求报道欢迎慰问团的场景，我向许世友同志请示，他指示按照常委的顺序排列，因此我又被安排在欧致富同志之前。
攻克东溪之后，部队进展神速，迅速推进至高平城下。20日，我接到许世友司令员发来的电报，通知我高平战役的指挥权将移交欧致富副司令员，我的指挥职责随即解除，连协助的任务亦不复存在。然而，我仍坚守在前线。面对无任务的现状，我前往42军军部，向肖剑飞部长——这位总参谋部派来的观察员、训练部副部长，一位党性坚强的同志——说明了情况，并坚持按党性原则行事。我指示42军立即向欧致富副司令员汇报当前态势，并通过电报告知欧副司令，未来战役指挥将由他负责。我们在高平城下守候了两天，41军的部队仍未抵达。原本计划的合围行动，已将高平周边的山头尽数控制，但41军却迟迟未来。我考虑让42军先行入城。于是，我向许司令和向政委发出电报，考虑到防止越军大部队的增援可能使我方手忙脚乱，建议若41军在两天内仍未能抵达，54军应暂停进攻广渊，并尽快攻克高平，不宜再拖延。不久，我收到了许世友司令员的电报，得知军委已经批准了吴忠同志的建议，即由吴忠同志统一指挥高平战役。韩怀智同志接到命令后，动作迅速，当晚便率领162师前往那维报到。天色未明，韩怀智同志已率部抵达。41军在攻克高平数日后才抵达，我见到41军副军长毛余，他带领121师抵达时泪流满面，诉说着“弹尽粮绝”的困境。此时，42军已攻克高平，正向茶灵方向发起进攻。毛余表示，由于部队分散，无法打通一条公路，炮兵和坦克也无法进入，唯有步兵可以前进，而伤员众多，有300多人伤口化脓，无法后送。我指示42军的勋励同志将这些伤员通过东溪运送回国，并给毛余补充了粮食、罐头、弹药等物资，还将韩怀智的130火箭炮营配属给他，以便在敌人增援时进行有效还击。直至攻克茶灵、广渊，撤军回国，我未曾与欧致富同志会师。毛余和勋励同志后来在坦桑尼亚担任顾问，目前则在广州军区担任顾问。
攻下高平之后，该地区的桥梁、关键工厂以及广播电台等基础设施是否应该予以摧毁？我通过电报提出建议，认为应该摧毁，以此加剧越南的经济困境。中央复电要求，将所有工厂、桥梁、隧道、广播电台以及公共设施，甚至包括省政府办公楼，全部予以爆破。我们锯断电线杆，收缴高压电线，确保破坏程度彻底。
战斗损失惨重。42军伤亡人数超过三千，若加上129师，则总数逼近四千。在这场战斗中，牺牲者不足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最高级别的牺牲者是副师长；而在装甲部队中，126师水陆两用坦克团的政委亦不幸捐躯。此外，若计入54军与43军各两个师的伤亡，总人数达五六千之众。缴获的炮弹数量颇丰，却因无法带走而留于战场；炮兵的表现堪称出色。
在越南的战场征战中，我军士兵仅携带着三天的口粮，待到第四日，粮草便已告罄。压缩饼干的味道令人难以接受，未能得到有效利用。有些罐头内填充的竟只是白菜的根茎，士兵们对此颇为抱怨；而肉罐头中往往含有大量肥肉，仿佛一桶油般油腻。相比之下，美军的战场食品供应显得更为周全。他们的黄豆牛肉罐头中配有胡萝卜，营养均衡；此外，还附赠了三根香烟、几根火柴和一包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