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1957年视作中苏关系以合作为基调的一年，那么步入1958年，争吵与相互指责便占据了主导，从而开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毛泽东事后回忆称，中苏关系的紧张实际上始于1958年，当时苏联试图在军事上对中国施加控制，而我方坚决拒绝。在这一年里发生的三件大事，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濒临破裂的边缘。
“你们竟敢提出如此无礼之提议！此乃对我们民族尊严与国家主权的严重亵渎！”
这一年，在中苏之间发生的诸多事件中，人们谈论最多的恐怕要算“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中国人普遍认为，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第一次正面冲突是中苏关系闹翻的开始。因为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领导人的行为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赫鲁晓夫想控制中国。这似乎已经成了历史定论，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苏联首艘核动力潜艇——“列宁共青团”号，现已被妥善保管于克朗斯塔德的海军荣耀展览馆内。
1957年12月，苏联成功进行了首艘核潜艇的首次航行。然而，苏联海军面临一项棘手的技术挑战——如何确保潜艇在外出时与祖国保持通讯。鉴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唯一的通讯方式是无线电台。若在苏联境内设立长波电台，不仅成本高昂，且稳定性存疑。鉴于此，苏联海军提议将南太平洋的通讯任务交由位于中国海南岛的无线电台承担；而印度洋的电台则设于印度半岛。赫鲁晓夫否决了后一方案，并对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提出质疑：“苏联在印度洋有何利益？我们打算与谁在印度洋开战？”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对立，中国与苏联均为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共享相同的目标与利益。加之1950年两国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领导人认为在海南岛建立长波电台不会遇到任何问题。
谈及此事的起因，赫鲁晓夫回忆道：“在着手研发内燃机潜艇与核动力潜艇的初期，我国海军便向我们提出了建议，即请求中国政府准许我们在国内设立一座无线电台。此举旨在确保我们能够与在太平洋区域执行任务的苏联潜艇舰队保持顺畅的通讯联系。我们对此进行了内部讨论，并最终决定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此建议。我们坚信，此举不仅对我们自身，亦对中国而言，均将带来诸多益处。毕竟，我们与中国人民在捍卫社会主义事业、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宗旨上，拥有共同的立场与目标。”
在苏联向中国政府提议建立长波电台的前夕，该国曾承诺协助我国建造潜艇，并已将全套设计图纸交付我国，更是派遣专家团队至我国，协助挑选潜艇建造的适宜地点。基于此，苏联领导人坚信，我国领导层在接到这一提议时，必将积极响应。
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中，他记载道：“父亲坚信困难将不成问题，一个友好且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中国，定会乐意接纳。更不用说，我国人民已经在着手制造潜艇。不言而喻，这一切将遵循我们的设计图，并在我们的协助下展开。于是，戈尔什科夫的提议对双方均颇具吸引力，中国海军也将得以运用无线电通讯设施及维修基地。”
我国人民解放军首支海军潜艇部队在1954年正式成立。紧接着，我国从苏联引进了三部“突浪型”长波电台，分别部署于湛江、宁波和青岛。然而，这些电台的功率普遍偏低。随着潜艇部队的稳步壮大以及远洋任务日益频繁，我国海军潜艇部队亟需建立起大功率长波电台。鉴于我国技术水平有限，难以独立完成这一工程，海军方面亦迫切期待苏联提供支援。这充分表明，建设长波电台实为两国共同的迫切需求。鉴于此，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致信我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提议在1958年至1962年的五年间，于我国华南沿海地带，中苏双方共同打造一座功率达1000千瓦的大功率长波电台，并配套建设一座远程接收中心。该项目总投资约为1.1亿卢布，其中苏联方面出资7000万，我国方面出资4000万。电台建成后，双方将共同拥有并共同使用。
“这代表的是我国的立场，而非我个人之见。”随后，中苏双方就长波电台的资金投入与所有权归属问题展开了多轮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
美国位于阿拉斯加的长波监测站，其影像捕捉于1950年。
无论是“长波电台”，还是“联合舰队”，就苏方来说，他们主要是针对美国而来的。美国当时在太平洋夏威夷群岛、中途岛、菲律宾和台湾都设有海军基地，如果苏联在中国海南岛建立了长波电台，一旦事发，苏联太平洋舰队就可以在中国港口停泊和修理，这有利于提高苏联海军的战斗力。因为苏联本国的基地相距十分遥远，几乎三分之一的舰艇经常处在往返的途中，更不用说进攻了。曾担任过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回忆说：当时苏联没有一种导弹能够从其本土打到美国西海岸，所以苏联海军就想搞一个潜艇舰队，用以对美国实施导弹攻击。这就需要在中国沿海停泊，需要建立一座长波电台进行联络。
“是我们自主进行，苏联提供协助？还是必须联合进行，不联合苏联便不提供协助，这岂不是强迫我们合作？”毛泽东的立场坚定无比。基于此，尤金得出结论，毛泽东反对建立联合舰队，并将这一会谈情况紧急通报给了莫斯科。
◆毛泽东
“你解释不清，让赫鲁晓夫亲自来，我要让他直接告诉我，究竟想要做什么？”
1958年7月31日，毛泽东亲自莅临机场，热情迎接赫鲁晓夫的到来。
7月31日，赫鲁晓夫急速抵达北京。飞机缓缓降落在南苑机场，赫鲁晓夫步下舷梯。此地并无红毯铺陈，仪仗队列阵，亦无热情拥抱，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仅以握手为礼。当日下午五时至晚上九时，毛泽东在怀仁堂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会谈。赫鲁晓夫就苏联提出联合舰队一事作出阐释，他强调，这乃尤金传达有误，在他与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此问题时，“我们从未有过中国同志所设想的那种共同指挥中国舰队的意图，也从未有过两国共有此想法的任何迹象”。
赫鲁晓夫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据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父亲决定亲自去见毛泽东，他认为中国人没有完全弄明白，只要当面谈谈，一切障碍即可迎刃而解。他怀着这样的意图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于1958年7月底前往北京。”到北京后赫鲁晓夫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所以，他摆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说：“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侵犯主权的程度。你们这样看我们，令我们感到伤心。”赫鲁晓夫承认，这只是一个想法，还要跟中国同志商量。毛泽东发了一通牢骚，追问赫鲁晓夫：“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毛泽东愤怒之下又补充了一句：“你们都拿去算了！”
“各国的武装力量理应驻守本国领土，不得跨越国界。”
面对毛泽东激昂的情绪和坚定立场，赫鲁晓夫不得不收敛自己的念头：“既然你们难以理解，那我们便不再提及。”于是，双方达成共识：今后“绝不再提出此类问题”。
◆赫鲁晓夫
随后，赫鲁晓夫便转向了长波电台议题。他追忆道：“就我们提出设立无线电台一事，我向毛泽东致歉，我们未曾料及此举可能侵犯中国的主权，干涉其内政，干扰其经济发展，或损害其民族自尊。至于这议题，他辩称，苏共中央并未就此进行讨论，而是由军方单方面提出的。苏联意图在中国南部设立一座长波电台，以便在必要时指挥太平洋地区的苏联舰队。若中国愿意通过贷款形式参与电台建设，自是上佳之选。电台所有权归属中国，苏联仅请求通过协议，获得使用电台的许可。同时，苏联在海参崴、千岛群岛等地的电台亦愿向中国开放。若中国不赞同此提议，苏联将撤回该建议。”
在探讨电台经费事宜时，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记录道，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逆向提议：“我们自筹资金，自行搭建电台。”赫鲁晓夫回应道：“这确实是个可行的方案。我们将提供设计图、设备以及技术专家，同时也会提供必要的贷款。”毛泽东则表示赞同：“我们接受。”然而，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公开的档案资料，毛泽东在经费问题上的立场与赫鲁晓夫所述存在出入。毛泽东指出，马利诺夫斯基提出由苏联出资，实则意在获得所有权。中国同意建设长波电台，并承担全部费用，所有权归属中国，苏联得以为用。赫鲁晓夫再次强调，所有权无疑是中国的，但鉴于苏联将使用该电台，适当出资亦属合理，贷款形式亦可接受。但毛泽东坚持不让步，明确表示中国无需贷款，若苏联执意出资，中国将放弃该项目。
“当时我们过于急躁，过分夸大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的意义。”对于此事，赫鲁晓夫深感懊悔，不禁自问：“若当时预见如今之局面，我们断然不会提出此建议。”然而，“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的争议终究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霾。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提及了“大跃进”的进展情况，然而，赫鲁晓夫却表示：“对于你们的‘大跃进’，我们仍旧感到困惑，我们认为这超出了当前的发展阶段。”
1958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就另一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即中国的“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坚信，这乃是他历经艰辛探索，最终发现的一条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路径，因此视为其得意之作。然而，赫鲁晓夫却对中国的这一运动持反对态度。
近期，俄罗斯学界提出观点，认为毛泽东发起“大跃进”运动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其目的在于应对苏联的潜在威胁，旨在取代苏联，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核心。简言之，这一举措意在对抗苏联，以确立我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导地位。正如他们所述，1957年毛泽东访莫归国后，便“全力以赴”在国内和党内发起了一系列坚决的斗争，这些斗争或以各种口号为掩护，或以不同形式展开，目的在于迅速超越赫鲁晓夫及其领导下的党和国家。毛泽东访莫归来后所提出的“三面红旗”，亦即他的三项基本政治方针，正是这一目标的体现。这并非与苏联展开和平竞争，亦非为了共同事业而竞赛，而是为了成为强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莫斯科和赫鲁晓夫。
应当承认，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确实是想比苏联搞得更快些更好些，但决不像俄罗斯学者说的那样。
“何为利益？不过五千万吨钢铁、四亿吨煤炭、八千万吨石油而已。这能算什么？简直是微不足道。仅因这些微薄之物，就自满不已，这如何称得上是共产党员，又如何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甚至认为，即使增加十倍、百倍，亦无足轻重。毕竟，这些不过是在地球上挖掘出一些物质，转化为钢材，制成汽车、飞机等，实在算不了什么。”
1958年1月2日，毛泽东再度强调，我国乃一地大物博之国，然亦为贫困之所苦。敌对势力巴望我国长困不前，即便那些所谓的友邦，其中不乏不愿我国超越者。是故，我们唯有依靠自我奋斗。我们必须抓住时光，摒弃小脚女人的蹒跚步伐，摒弃一般人的寻常步履，须效仿赛道上的疾跑，非得鼓足勇气与干劲不可。毛泽东此番言论，清晰地揭示了他推动“大跃进”运动的内心轨迹。
“当前，有些教条主义者宣扬模仿苏联，我想问：苏联本身又是向谁学习的呢？”显然，毛泽东意图摆脱对苏联的模仿，开辟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1958年11月28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并在此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我们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不仅令杜勒斯震惊，同样也让赫鲁晓夫感到意外。”
“何为毒草？”在毛泽东眼中，赫鲁晓夫等人已完全抛弃了辩证法。谈及“大跃进”，毛泽东曾向赫鲁晓夫讲述过土豆的历史。他坚信，世间万物均在不断变化，并无永恒不变之物。一百年前被视为毒草的土豆，如今却成为人们的美食。由此推断，若如今将中国的“大跃进”视为“毒草”，那么一百年后又会如何呢？
“人民公社，首重其大，次重其公。大，意味着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公，则是指社会主义的成分远超合作社，逐步消除资本主义的残余。这是民众自发发起的，并非自上而下的安排。”但赫鲁晓夫依旧频频摇头：“对于这些，我们难以理解，只有你们自己才最为了解。总之，你们所进行的一切都是典型的中国式实践。你们对这一切的了解远胜于我们。”
1958年8月3日，毛泽东同志与应约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联合公报上郑重签署了他们的名字。
“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予以制止。中国人的改革口号极具吸引力，若认为这些思想的种子在我国不会生根发芽，那便是大错特错。”返回莫斯科后，赫鲁晓夫便着手“从宣传上封锁了有关‘三面红旗’的所有信息来自中国”。
为何赫鲁晓夫强烈抵制中国的“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分享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正当中国似乎即将将一种典范性的社会主义体系推向巅峰时，毛泽东开始滥用职权。“他在所谓的‘大跃进’幌子下破坏了中国的经济。”中国人民擅长创造吸引眼球的言辞，他们提出了“大跃进”这一口号。而这个口号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五年内赶超英国，并在稍长的时间里赶超美国！”当他们看到这个口号时，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会读到这样的言辞。
“我们不赞同‘大跃进’运动。”
针对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立场，毛泽东后来曾提及，他意欲撰文阐述人民公社的诸多优势。在毛泽东眼中，“百花齐放、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三大举措，赫鲁晓夫等人要么持反对态度，要么心存疑虑。他认为，对方已陷入被动，而我们则处于积极主动的态势。
“我们不愿蒋介石与我们相隔过远，希望他留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若他驻守在金门和马祖，我们便可通过空军与岸上炮火对其进行打击。”
赫鲁晓夫重返莫斯科时，心有余悸，而台海危机随即接踵而至。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和马祖两岛，此举再次引发了苏联的不悦。美国在恐慌中发布了最后通牒，意图介入其中，赫鲁晓夫亦在极度焦虑中发出劝告与警示。然而，毛泽东却幽默地回应：“这次金门炮击事件，倒是吓坏了我们的友人们。”
在谈及台海局势时，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记载道：“尽管中国方面不愿允许我们潜艇使用其港口，然而在1958年，他们却向我们提出了相当规模的军事援助请求。他们声称，鉴于即将对蒋介石实施军事行动，故急需此类军援。他们索要的物资包括飞机、远程火炮以及空军顾问。” “我们误以为他们意图采取决战性的措施以彻底消灭蒋介石，因此，他们所要求的物资，我们均予以提供。”
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的远程大炮以势不可挡的威力，对国民党军队把守的金门岛屿发起了猛烈炮击。短短两天之内，金门岛上便遭受了数万发炮弹的狂轰滥炸，致使国民党金门防卫部队的3名中将副司令和众多官兵丧生，3艘船只受损，岛上军事设施遭到严重破坏，金门岛也因此被成功封锁。
◆炮击金门
“美国人在中东点燃了一把火，我们在远东也点燃了一把火，看他将如何应对。”因此，炮击金门、马祖既是对阿拉伯人民的声援，也是对美国的试探。最后，此行动旨在动员全国及全球人民。9月4日，毛泽东表示：“我们此次炮击金门、马祖的火力侦察已达到目的，不仅使美国人感到紧张，也激发了全世界人民的斗志。”周恩来亦表示，炮击金门、马祖对于全球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动员作用显著。
毛泽东发布命令，对金门、马祖发起炮击，此举令赫鲁晓夫倍感忧虑。两人原本在战争与和平议题上便鲜有共识，此举实际上标志中苏两国不仅在表面上，更在实质上终止了军事合作关系。毛泽东的举动可视作对赫鲁晓夫关于深化两国军事合作提议的直接回应。在赫鲁晓夫眼中，毛泽东的行为不仅不应是对中国沿海岛屿的炮击，更不应导致中苏与美国陷入军事对峙的危机。
“任何试图通过攻击来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都应记住，他同样是在威胁苏联。”
至9月5日，赫鲁晓夫拨通了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的电话，命其转告周恩来总理，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即将秘密访问我国，旨在向我国领导人传达他对台湾海峡局势的个人评估，并商讨他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亲笔信。当晚，周恩来总理接见了苏达利可夫，并就台海局势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显然，周恩来总理对葛罗米柯此行的意图有着清晰的认识。因此，他明确地向苏联参赞表示：我国炮击金门、马祖，旨在惩戒国民党，并阻止美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若事态失控，我国将自行承担后果，绝不将苏联牵涉其中。
◆葛罗米柯
9月6日，葛罗米柯开始了他的访华之旅。会谈中，葛氏告诉毛泽东：“赫鲁晓夫同志准备致信艾森豪威尔总统，对美国政府提出警告，我认为这封信对美国会起清醒剂的作用，像一盆冷水洗澡那样。”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说：“美国早该洗澡了，天气太热了。”葛氏的中国之行，使苏联人弄清了中国不打算主动同美国开战。毛泽东曾这样说：“只是几发炮弹的事”，“我并不希望这会引发一场风暴”。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伟大朋友、盟邦及邻国的侵犯，即是对我们苏联的侵犯。我国将履行自身职责，竭尽全力与中国人民共同捍卫两国安全，维护远东乃至世界和平的利益。”
“我国若没有海军力量，便无法通过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随后，他摊开双手表示：“我们爱莫能助”，并坦言：“我国的太平洋舰队并非美国第七舰队的对手。”赫鲁晓夫担忧此类冒险行动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他坚决拒绝参与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公开信持相当满意的态度。此信无疑向美国彰显了中苏同盟的牢固，迫使美国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将这一现实纳入考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尽管在公共视野中，中苏两国表面上显得和谐无间，但这一表象并未掩饰双方深层的分歧。由于各自的观点和行动存在差异，因此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分歧与不满依然存在。
1958年8月，毛赫会晤。
“我们未曾意图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亦无其他图谋，仅仅希望在中国沿海防御、实现台湾回归、消灭蒋介石、将全中国人民统一于一个共和国的目标上，展现兄弟般的团结。”毛泽东的拒绝表明，关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顾虑依然深植于他的心中，他坚信赫鲁晓夫意图对华施加控制。
“这能证明什么？难道您从未打算完成作战计划？”毛泽东回答：“我们只是想展示实力。我们不希望蒋离我们太远，希望他留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金、马两岛在，我们就能以空军和岸上大炮打击蒋军。若占领这些岛屿，我们将失去随时让蒋不舒服的能力。”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解释感到非常“奇怪”，因为他允许蒋军留在金、马，自己也可能遭受侵犯，无法理解毛泽东的策略。
其实，毛泽东有他的想法。炮击金门，是毛泽东纯熟地运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并将它们交融于一体的重大行动。在他看来，如果收复金、马或者让美国人迫使蒋介石从这两个岛上撤退，我们就少了一个对付美、蒋的凭借，事实上会形成两个中国。鉴于蒋介石无力反攻大陆，我们在相当长时期内也不可能解放台湾，所以，倒不如让蒋介石留在金门为好。1959年3月，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还说：“你们知道去年的金门事件吗？那个岛只有八万人口，现在已是世界有名。美国的方针是把金门、马祖两个岛交给我们，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让它继续占领台湾。这生意不好做。我们要留蒋介石在这两个岛上，要不我们就把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全部拿回来。”
中苏两国在金门、马祖炮击事件上的分歧，对两国间的纽带造成了深远的冲击。在这导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众多因素中，炮击金门、马祖的争议事件无疑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赫鲁晓夫对此始终心怀芥蒂，即便在第三次访问中国时，他依旧愤懑地向毛泽东表达不满，指责中国炮击金门给苏联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并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直言不讳地说：“美国宣布了支持蒋介石的立场，而我们则表态支持你们，这无疑加剧了大战前的紧张氛围。”
毛泽东如何评价1958年对中苏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三件大事？他指出：“1958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路线，实施了‘大跃进’和推行了人民公社。在中苏八月会谈中，我们共同讨论了建立联合舰队及70%资金用于电台建设等问题，我们坚决抵制了这种侵略行径。至于金门炮战，它让我们的盟友感到恐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