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力（李讷）属中央文革小组
作者：王广宇
一. 江青不让肖力办公
1966年7月初，肖力（李讷）踏入钓鱼台，恰逢中央文革办公室初启。江青嘱托穆欣为她安排职务。穆欣与我商议，认为文电组当时杂事繁多，如文件收发、接听电话、四处奔波，这些职责似乎并不适合肖力。而此时，陈伯达及中央文革的信件日益增多，使得办事组人手紧张。恰巧，这一工作只需在办公室审阅信件，无需频繁走动，对于女性同志而言，这无疑是个较为适宜的岗位。因此，我们决定让肖力负责处理信件，尤其是陈伯达的信件。作为办公室中唯一的女性，肖力处理信件的时间并不长。
毛李讷
有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十七楼放映室看电影。电影开演前，小组成员陆续到场，江青看见穆欣后，马上阴阳怪气地说：穆欣同志呀！你怎么叫肖力天天坐在办公室办信呀？这孩子本来胆子就小，你不让她出去见见世面，怎么锻炼她呀？为什么不让她出去闯闯！穆欣回答说：“目前办公室并未有适合肖力的其他工作，所以我们暂且让她处理信件，她随时可以外出活动，并未对她的工作有固定安排。”此言一出，在场的小组成员和肖力均听到了。之后，肖力作为办公室的临时工作人员，频繁出入，行动自由。那时正值文革初期，全国各地高校的红卫兵纷纷发起“造反”运动，肖力主要活跃在北京的高校之间，她的行踪自然无需向穆欣汇报。
李讷少年时，与姐李敏。
二. 寻找肖力系直接服务毛主席
不久前江青对肖力办理的信件表示反对，随后办公室便难以掌握肖力的动向，她出入几乎不再向办公室通报。由于不便过问她的行踪，当有人需要联系她时，往往因为不知她的去向而难以找到。某天傍晚六点钟左右，戚本禹紧急召见我，告知毛主席希望与肖力见面，并要求她今晚返回中南海。目前尚不清楚她的具体位置，她晚上也不一定返回中南海。若她不回来，毛主席可能会感到焦虑。你知道的，毛主席特别疼爱他这个最小的女儿。戚本禹指示我，要立即动身设法将她找回。我表示，目前对她去向一无所知。戚本禹强调，正因为任务艰巨，才需要你去想方设法。他建议我可以联系各大高校的红卫兵总部和造反派的活动地点。
戚本禹察觉到我表情沉重，遂严肃地告诫：切莫轻视这等琐事，此类跑腿任务，别人即便愿意去做，我也未必放心。此乃直接服务于毛主席的工作。想毛主席日理万机，今夜本想轻松一下，与女儿共度时光，若不能如愿，岂不令人扫兴？我看你为人忠诚老实，这才将此重任托付于你。此事需严格保密，切勿对外人提及，只需你一人独自完成。务必想方设法，确保任务顺利完成。我深以为戚本禹之言有理。于是，我开始联络，试图探寻肖力可能的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高等学府，但拨打了数个电话，均未找到肖力的踪迹。
最后，我想，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派，前一段到地质部绝食静坐，要求和何长功谈判，静坐数日没有结果，不妨去那里看看。于是我要车直奔地质部，去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头头朱成昭。我所以想去找朱成昭，是此前肖力曾同我说起地质学院学生绝食斗争，学生那种执着劲挺可怜的，没人理，肖力有可能又去地质部。
那日，我初次披上了军装。因总政为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发放了十几套军服，并将红领章一一收置于衣兜之中。我急于外出，身着军装而未将领章佩戴妥当。此举引致了一桩令我倍感尴尬的纠葛。
我秘密前往地质部寻访朱成昭。在此期间，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由静坐绝食的抗议转为强行进入地质部办公大楼，并占领了一层楼。尽管地质部尚未完全瘫痪，原领导仍在坚守岗位，传达室和收发室亦保持运作，但部门与学生之间弥漫着紧张的对立氛围。作为一名解放军报记者，我进入地质部大楼时，传达室并未予以阻拦。在学生引路下，我穿过几个房间，曲折前行，最终找到了朱成昭的办公室。其他办公室都已挤满了学生，而朱成昭则被安排在一间小巧的房间里。
初次与朱成昭相见，我希望能与他进行私密对话。待他将商议事务的随从打发走后，我向他揭示了身份。一番客套之后，我询问肖力是否曾到此地。朱成昭回应，肖力与他交谈了整个下午，晚餐前便离开了。我追问肖力去向，朱成昭称他已回家，或许回到了中南海。得知肖力离开地质部仅短短数小时，我虽掌握了她的行踪线索，但仍需进一步确认她是否真的返回了中南海，于是继续追踪。在朱成昭处逗留不到十分钟，我便起身告辞。走出大楼，正准备走出地质部大门时，意外出现了。
李讷中学时衣着朴素。
在大门口，我被一位身穿半旧毛料中山装高个、微胖约五十多岁的老头拦住了。这位看似地质部的一个负责干部，对我毫不客气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解放军报的记者。"记者证拿出来！"我说："忘记带了，""你没有证件，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你到底来干什么？"我说，"找个人"。他问："找谁？"我说：“没有必要告诉你！”他说："我们是国家机关，你进来找人为什么不登记填会客单？我说：“我只是短暂停留，你们之前也没有阻止我。”
“你不能离开，必须解释清楚。”我向他说明自己有紧急事务。他坚持道：“若不能证明你的身份，绝不能放你离去！”我提议：“我能否去传达室打个电话，与单位取得联系？”他最终同意了。
我致电办公室，请求其开具一封证明我是解放军报记者的信函，原因是我此刻正遭受拘押。我并未透露自己的身份是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一员。他深知中央文革对地质学院“东方红”大楼事件的立场。僵持了十多分钟后，办公室仍无人前来，尽管从钓鱼台到地质部的距离并不遥远。焦虑之下，我吩咐随行的司机返回钓鱼台，催促办公室尽快提供证明信。司机离开后，又过了大约半小时，办公室的胡光明带着信件前来接我。胡光明也身着一套崭新的军装，他先将信件递给我过目。信中写道：“王广宇同志，系解放军报记者，因有要事前往地质部。”阅信后，请予以放行。证明信由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署名，并加盖了新启用的公章。胡光明看过信件后，未再刁难，便放我离开。我在地质部的拘押时间约为一个多小时。
归至钓鱼台，我拜访了戚本禹，并向他透露了朱成昭的消息，即肖力今晚可能返回中南海。戚本禹回应道：“明白，我们已联系她家，告知其已返回。”随之后我提及：“我在地质部滞留了一至两个小时。”戚本禹则轻描淡写地说：“有什么好怕的？若他把你送到公安局，那倒是更好处理了。”
不久后的一个中午，江青忽然兴起，想要会见肖力，戚本禹便派遣我去设法寻觅她的踪迹。虽然肖力的行踪难以捉摸，鉴于我们曾共同经历过一段往事，大致能推断出她的行进轨迹。我得知肖力近期主要与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保持联系。于是，我便与司机贾德祥一同驾驶车辆，直驱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所在地——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的各大殿堂。
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红袖章映衬下的红卫兵遍布各处，无论是树荫下、大殿周边或是林间小径，都可见三两成群、闲谈的红卫兵。如此庞大的公园中，红卫兵们分散各处，寻觅实属不易。我与贾德祥商议后，决定分头行动，他从西门转向南行，我则转向北再至东。经过十多分钟的搜寻，我在东边一无所获，未能见到那位故人。无奈之下，我只得返回西门，于汽车停放处等待贾德祥。
“老王，这件事不怪你。”
李讷、林立衡（林彪的女儿）、聂力（聂荣臻的女儿）、陶斯亮（陶铸的女儿）。
三. 肖力表现优异，已转为正式党员。
“你不认识她？”我回答：“不认识。”何天齐告诉我，那位姑娘就是毛主席的小女儿，名叫李讷，后来改名为肖力。
居住于十一楼数日之后，我的办公室迁至十六楼，肖力被指派至文电组担任办公工作。穆欣嘱托我协助肖力寻觅一份合适岗位，因而将她引荐于我。我安排她先行处理陈伯达的信件，并对她详细说明了办理信件的具体流程与标准。每次交付她三四十封信件，她却能在短短两三天内，高效地完成所有任务。从她所填写的每一封信件的摘要与处理意见中，可见她认真阅读、精心摘录，能够准确把握信件的核心内容，文笔流畅，字体工整且美观。在文电组的同仁中，她的信件处理质量位居前列。她待人谦逊，起初，她还能保持专注。
鉴于工作性质，我与她的交往日渐频繁。在处理接待来访者的任务或外出调研时，我们常常一同前往。通常，我们办公室在听取上访者意见时，前往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联合接待室（位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大楼内）时，是有专车接送的。然而，在那两次与她一同前往联合接待室的经历中，她主动提议乘坐电车，这需要她自己承担费用，且无法报销。此外，一次前往北京财金学院时，我们也是乘坐公交车出行。
她的生活颇为朴素。记得有一次，在联合接待室接待完来访者后，已是午后一点多，返回钓鱼台时饭点已过。于是，我们便在联合接待室的食堂用餐。即便超过了饭点，我们向炊事员说明了情况，还是各人买了一个馒头，只点了几道剩余的菜肴。我选择了一道两角钱的菜，肖力则只点了一角钱的。她的着装也极为简单，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的日子里，她始终身着普通的蓝布衣衫和圆口布鞋，偶尔才会换上一双皮鞋。夏日里，她身着黑色裙子，她曾告诉我，那些裙子都是用她母亲的旧衣改制而成。总之，在我与肖力共事的这段日子里，我并未在她身上看到那些高干子女常有的傲慢与娇纵。
1966年七月下旬，中央文革办公室党支部正式成立。当时，支部成员仅二十余人，均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成立伊始，支部便着手处理肖力的预备党员转正事宜。按照中央当时发布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发展党员及预备党员转正的通知，支部原则上不具备讨论资格。然而，鉴于肖力是中央文革办公室唯一一名预备党员，且其预备期已满，工作需求紧迫，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慎重考虑与决策，特事特办，仍对她的转正问题进行讨论。
七月末的一个夜晚，我们召开了支部大会，议题是讨论肖力的转正事宜。与会者包括部分小组成员，我记起了有关锋、戚本禹、穆欣、尹达等人的身影，以及办公室的全体党员。大会由组织委员王广宇同志主持，支部书记范恭俭同志宣读了中组部“四清”工作团党组织对肖力同志在农村“四清”工作中的表现的书面评价，认为他在预备期间表现优异，已符合正式党员的条件。经过与会同志的充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肖力同志转为正式党员。在全体党员的举手表决中，这一决定得到了全票通过。会议结束后，我们将支部大会关于同意肖力同志转为正式党员的意见上报至中央办公厅党委审批。
四. 办公室看法
在肖力初入办公室那段时光，与我交流颇多，她偶尔也会分享她对这份工作的见解。犹记得，她观察到一批年轻同事陆续加入，他们集中在十六楼办公、居住，对此她觉得颇为杂乱。
曾有一次，她向我询问，我们办公室的年轻同事们究竟源自哪些部门，各自又有着怎样的背景。我向她解释道，这些同事均来自中直机关，具体包括中央办公厅、中央联络部、中央调查部、红旗杂志社以及马列主义研究院等众多中央单位。我们对于调入人员的选拔标准颇为严格，要求他们政治立场坚定，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且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初期便展现出良好的表现。特别重视的是，他们的政治历史与社会关系必须清晰无误。在这些工作人员中，除少数几位是十七级以上干部外，绝大多数都是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他们均经过选送单位的严格筛选，而十七级以上的干部还需经过我们“文革”小组的审查后方可调入。至于从部队来的同事，则需经过总政治部干部的审查。
肖力曾向我言道：“众多年轻的大学生，未经实际工作的磨砺，便被任命为‘三门干部’，调至办公室任职，尤其是在钓鱼台这样的优越环境中，这对他们的成长与锻炼极为不利。他们在政治上也未曾经历过风雨的洗礼，一旦踏入中央文革，便仿佛置身于‘红色保险箱’之中，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左派，因而容易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对于肖力的这番言论，我作为工作人员和同事，只能姑且听听，而要改变这一现状，则需要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层作出决策。我并未将肖力的意见向上级反映。”
1966年10月1日，李讷女士与周恩来总理一同伫立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
五、中央文革运动的启幕：首张大字报及其引发的轩然大波
自办公室成立以来，工作始终未能步入正轨，缺乏系统性的管理，尽管工作人员辛勤付出，却常常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工作方法不当，深陷事务主义泥潭，而领导层对此却鲜有关注。年轻的工作人员身处钓鱼台这等优越的环境中，仿佛置身于“红色保险箱”，这对他们的成长与锻炼极为不利。办公室的工作亟需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否则难以完成党组织交付的重任。此举无疑如同投石入水，激起千层波澜。两位负责办公室的小组成员在小字报旁留下了“接受批评，努力改进”等态度的表态，然而，他们并未留下姓名。
这份简短的小字报一经在钓鱼台十六楼张贴，便迅速引发了部分员工的共鸣，其中尤以几位应届毕业生和司机群体的响应最为热烈。他们毅然将小字报放大，使之成为醒目的大字报，并将其张贴在小组会议必经的值班室及小会议室外的墙壁上。内容主要围绕响应肖力的号召，对办公室工作中的无序状态、员工趋于事务主义、忽视政治、沉溺于享乐等现象进行批评。如此一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后院不期然燃起了“革命之火”，而这场“火”的点燃者，竟然正是肖力，又有谁敢前来扑灭这股“革命烈火”呢？
“在以陶铸同志为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指引下……"
这份重磅大字报的执笔人，乃胡、雷二位。他们俩均于1964年大学毕业后投身于“四清”运动，历时一年有余。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们被调至中央文革办公室。他们毕业后分别被分配至《红旗》杂志与马列主义研究院，尚未正式开展业务工作，可谓是纯粹的“三门”干部。他们所撰写的这张大字报，堪称措辞最为尖锐、立意最为高远的一篇。众多工作人员担忧，中央文革内部亦将如同社会一般掀起一场运动。然而，大多数人却忽略了“以陶铸同志为首”这一关键表述。
钓鱼台十六楼在短短的数日内，陆续张贴了几张醒目的大字报。随着胡、雷两位同志的大字报出现，小组成员纷纷发声。时任办公室主任的王力同志亲自出面，明确指出：在中央文革内部，我们坚决不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如有对工作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大家可以向小组成员提出，或者以书面形式提交给小组领导。为确保中央文革办公室的正常运作，绝不能让这里陷入混乱。
1967年，李讷（居中）、李作鹏（居右）、董其采（居左）共聚于海军大院。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竟然不知晓小组的领导人是谁？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究竟是谁设立了这个“中转站”？是否真的需要这样的“中转站”？因此，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撤销这一“中转站”，并认为小胡不适合继续在钓鱼台工作，决定将其调离。
有必要说明的是，小胡之所以将“以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写入文章，是因为陶铸同志被中央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其名次位列康生顾问之上，同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亦在陈伯达同志之前。因此，小胡据此进行了表述。小胡原本是由戚本禹同志推荐至中央文革工作的。鉴于小胡年纪尚轻，戚本禹同志对其进行了适当的解释与保护，中央文革小组并未对此事进行追责，而是将他调至花园村信组工作，以此平息了由大字报引发的这场风波。
关于中转站事宜，明确指出此问题与办公室领导并无直接关联。我已向相关小组成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与解释，并主动承担了相应的责任。起初，小胡在办公室值班室负责接听电话、处理事务，并参与夜间值班。我们将其视为核心成员，在众多大学生中，他表现出了极高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能够出色地完成分配给他的各项任务。自1966年9月起，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恢复了穆欣作为小组成员的职务，然而，由于穆欣事务繁多，无暇顾及办公室的诸多事务，《文化革命简报》的审稿权限被下放到记者站。鉴于审稿的严谨性，记者站负责人仍将《文化革命简报》的清样送至办公室，请穆欣审阅。穆欣因时间有限，便将这一任务转交给我，要求我在审阅过程中如发现重大问题，再与他商讨解决。
记者站送来的《文化革命简报》清样审稿，原定由穆欣同志负责，但他事务繁重，因此特此指派你专责审阅稿件。今后，各组送来的电话记录、电报、文件，若你认为有必要编制简报或打印，请先向穆欣同志请示后再行处理。
小胡初接手此任务时，尚与穆欣商议细节。然而，随着穆欣事务日益繁重，小胡逐渐开始独立作出决策。对于那些分配给小组成员的信件与文件，或许正是这类情形的产物，所谓“中转站”便是如此应运而生。
1970年，李讷响应中央办公厅的指示，被下放到江西进贤的“五七”干校。
六. 肖力称我为“老好人”。
“肖力怎么开始审查我们老王的历史了？看老王都有些紧张了。”肖力听后也有些尴尬，微笑着说：“老王，是个‘老好人’。”
“老好人”一词，在传统语境中，并非指坏人，却也并非坚定的革命者。它描绘的是一类人，他们不固执原则，力求不冒犯任何人，仿佛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这样的评价，出自肖力之口，自有一份分量。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则是形容一个人性情随和，待人诚恳，不轻易得罪他人。这样的理解，也只能算是中性词汇。后来成为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听闻此事后，提出可能是李讷为她母亲挑选秘书时的工作成果；我认为阎长贵的观点颇有道理，或许事情确实是如此。
肖力供职于中央文革办公室，享有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她的日常出行多往返于北京各所高等院校，与众多造反派领袖进行交流。得益于她那与学生相仿的年龄、举止和装扮，她能更轻松地融入其中，深入了解实情。因此，她对北京高校中的运动态势以及各方立场有着较为透彻的了解。
约莫在1966年10月或11月间，肖力突然中断了造访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往日频繁。那年的11月某日，她重返钓鱼台，衣着简朴，一头短发以红头绳束起，身着朴素的学生装，面容显露出疲惫之色。我见到她后不禁说道：“好久不见了。”她回应道，她和几位北京的校友一同外出，参与了串联活动。
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更名为办事组之前，肖力被调至解放军报任职。在肖力离开中央文革之际，戚本禹向我指示，即便她调入解放军报，仍应允许她回来看文件，只要是我们能阅读的资料，皆可让她参阅。初到解放军报的那段时间，肖力每隔几日便会回来查阅文件，以了解相关情况。及至解放军报经历“造反”与夺权事件之后，她回钓鱼台的频率便有所降低。然而，每次她回来，总会与我打招呼，有时还会闲聊几句。我对她的印象颇佳，她称我为“老好人”，我亦不以为意。
李讷与李敏
七. 肖力与谭厚兰素未谋面
肖力调到解放军报后，她到钓鱼台的次数也少了，即便来一次也是来去匆匆。直到1967年“7·20”武汉事件后，7月25日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王力、谢富治从武汉凯旋归来。毛主席在外地，未参加大会，从林彪到所有未被打倒的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次是我到中央文革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是中办和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名单，把我列入其中登上城楼工作的。
于天安门城楼之上，北京高校的五位领军人物自是不必多言，而市革委会成员以及众多外地来京的知名造反派领袖亦有不少登临此楼。会议前夕，我与肖力在天安门城楼偶遇，因久未谋面，便随意交谈起来。正当我与肖力交谈之际，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造反派领袖谭厚兰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她向我提出一个我难以应对的难题。谭厚兰与我交谈时，肖力仍在场，我轻声询问肖力是否认识她，并表示要为她介绍。肖力却挥手示意无需介绍，之后便自行离开了。
谭厚兰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她指出一位外地造反派的领头人物正身处北京，此人立场坚定，热衷于革命事业。然而，在此次登城楼的名单中，并未见到他的名字。谭厚兰推测此人可能属于她的阵营，因此她认为此人理应登上天安门城楼。我向谭厚兰解释，外地红卫兵头目登城楼的名单并非由我们所定，对于具体情况，我并不知情。本着负责的态度，我陪同谭厚兰前往城楼，找到了正在值勤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并向他转达了谭厚兰的请求。杨德中回应道，今日登城楼的名单是由中办和中央文革办公室共同确定的。若要临时添加名单，必须得到汪东兴和戚本禹的双重批准，其他人无权作出此类决定。尽管如此，谭厚兰并未放弃，她再次找到了戚本禹，继续争取。
历经“文化大革命”一年多的狂潮之后，肖力与那位声名显赫的北师大造反派领军人物谭厚兰，彼此素昧平生，未曾交谈，两人在相遇时宛若陌路相逢，这情形令我感到颇为诧异。至于这其中的缘由，当时我并未能参透，时至今日，依旧谜团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