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箱底始终珍藏着一枚银元，这枚普通的银元为何能让他毕生妥善保管？这个谜底，直到张学良步入晚年接受媒体专访时才正式揭晓：它与杨宇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学良比杨宇霆年轻16岁，这16年的年龄差距，再加上杨宇霆在东北军内部的元老资历，让他对张学良始终带着几分轻视。
杨宇霆与张学良的矛盾纠葛
在杨宇霆眼中，张学良几乎没有一件事能办得妥当。单说当年郭松龄反奉事件，根源就是张学良对部队管理疏忽懈怠，才给了郭松龄趁机反戈的可乘之机。那场动乱的起因，归根结底是张学良的失职所致。
至于国奉战争中的表现，更让杨宇霆等一众元老瞠目结舌：张学良率领四万大军对阵傅作义不足万人的部队，且占据围城作战的优势，还配备了坦克、毒气弹、轰炸机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结果呢？耗时三个月竟未能攻克城池。更关键的是，张学良在前线指挥作战期间，不仅自己懒得携带武器，甚至在商讨作战方案时还一边吸食鸦片一边议事。
在众多元老中，杨宇霆是最看不起张学良的。其他元老仅认为张学良“不学无术”，而杨宇霆则直言：张学良这般花花公子的做派，迟早会把自己的性命葬送掉。
有一次，杨宇霆实在无法忍受张学良每次开会时萎靡不振的模样，公开吐槽：“他每日注射毒针无数，日后必定自取灭亡。”这句话的意思是：张学良成天吸食鸦片、注射毒品，长此以往必然会自食恶果。
人往往会对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产生排斥，杨宇霆之所以如此厌恶张学良，本质上是因为他打心底里认为，自己与张学良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
杨宇霆确实极具才干，凭借过人的智谋深得张作霖的器重，还被誉为“小诸葛”。他曾先后担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三省兵工厂总办、奉军第三和第四军团司令、江苏军务督办、国民政府委员等多个重要职务，单是这份履历便足以证明其非凡的能力。
杨宇霆在奉系集团中威望极高，张作霖去世后，不少元老纷纷依附于他，并未将“不成器”的张学良放在眼里。
张学良自然清楚杨宇霆的厉害之处，因此在张作霖被炸身亡后，他曾秘密前往杨宇霆正在视察军队的滦州，与杨宇霆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密谈。
根据史料记载，这次密谈的结果并未让张学良满意。张学良本想让杨宇霆日后以大局为重，辅佐自己办事，但杨宇霆当时态度傲慢，直言不讳地说：
“汉卿，我可以追随你的父亲，但不能为你效力，我们之间的看法和行事风格向来不一致。”
尽管杨宇霆话说得直白，但表面功夫仍做得周全。张作霖的葬礼刚一结束，当奉系高层商议推举军政领袖时，杨宇霆便以通电的形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电报内容如下：
“今后更当秉其（张作霖）遗志，以东三省大局为重，宇霆忠不出位，只知奉公守法。汉帅（张学良）为大帅之今嗣，继承父志，名正言顺，吾从汉帅，如骖之随靳也。愿我袍泽勿再齿及宇霆，则幸甚。”
杨宇霆这番表态，称得上是对张学良仁至义尽。
随着张学良开始主政东北，杨宇霆逐渐心生不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发现奉天财政厅开始限制自己的经费使用。以往张作霖在世时，他可以随时申请、动用款项，而张学良掌权后，他再想申请经费就变得十分困难。
更关键的是，正如杨宇霆最初所言，他与张学良确实“看法、做法不一致”。张学良执掌大权后，首要举措便是推动“东北易帜”，选择投靠国民党蒋介石。而杨宇霆与部分元老则对蒋介石并无好感，他们更倾向于与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合作。
在张学良酝酿东北易帜的过程中，各方势力纷纷登场，都派出代表前往沈阳，试图凭借自身筹码争取奉系的支持。让张学良颇为意外的是，这些各方势力的代表，竟没有一人直接来找他，反而全都直奔杨宇霆的府邸。
杨宇霆在张学良眼中变得越来越碍眼，张学良还发现，杨宇霆经常与其心腹常荫槐私下密谋。
张学良最无法容忍的是，杨宇霆开始利用自己的元老身份压制他，动辄以老臣自居，甚至在张学良已执掌东北大权的情况下，仍随意称呼他为“小六子”。
张学良极其看重自己在东北军中的威望，在他看来，杨宇霆的这种称呼无疑是在削弱自己的威望，甚至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
张学良与妻子于凤至讨论杨宇霆的次数越来越多，心中的恨意也日益加深。起初，张学良尚存理智，深知杨宇霆是奉系集团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堪称奉系的“大管家”，尤其擅长处理政治和经济事务。可以说，张作霖去世后，东北政局与经济的稳定，离不开杨宇霆的重要贡献。
考虑到杨宇霆在奉系集团中的重要作用，张学良曾理智地想过与他改善关系，为此还采取了“太太社交”的方式。他让于凤至与杨宇霆的三姨太义结金兰，结为干姐妹。
张学良本想通过此举拉近与杨宇霆的距离，可杨宇霆却认为这是对自己的羞辱。他觉得自己与张作霖是同一辈分，分明比张学良长一辈，对方却想通过这种方式与自己称兄道弟，实在荒唐。杨宇霆稍加思索后，便将张学良夫妇精心准备的“兰谱”和结拜礼物悉数退回张家。
这本是一件小事，却让张学良在心理上过不去。他的想法是：自己身为东北少帅，诚心诚意想要与他结交，对方却如此不给面子，这无疑是在公然羞辱自己。
不久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让张学良彻底对杨宇霆动了杀心。
1929年秋天，杨宇霆的父亲举办寿宴。当时张学良的父亲去世还不到半年，张家上下仍沉浸在悲痛之中。张学良本不愿去为杨宇霆的父亲祝寿，但考虑到杨宇霆在奉系中的特殊地位，他还是与妻子于凤至强打精神，赶到杨宇霆的官邸准备贺寿。
张学良刚走到院门口，杨宇霆的副官便高声通报：“总司令到！”按照张学良在东北的地位，平日里他一出现，众人理应起身相迎，排场十足。
可当天杨宇霆府上的宾客，并非全是东北军政要员，还有阎锡山、白崇禧等各路军阀派出的代表。这些人见到张学良夫妇后，竟全都视而不见。当天，只有少数不了解奉军内部暗流涌动的宾客上前迎接张学良夫妇。
张学良何时受过这般冷落？
更让人难堪的是，当天的众人仿佛故意要羞辱他一般，当杨宇霆现身时，所有人都立刻变了脸色，纷纷起身簇拥着杨宇霆，向他祝贺父亲高寿。彼时的杨宇霆红光满面，享受着众星捧月般的待遇，他或许注意到了张学良难看的脸色，或许压根就没放在心上。
于凤至本也是个注重排场的人，遭受这般冷落后，回到家中难免抱怨：“你哪里还像东北的主人？真正的主人分明是他杨宇霆！”本就觉得颜面尽失的张学良听到这话，顿时怒火中烧。
此时的张学良仍尚存一丝理智，原本只想将杨宇霆软禁起来。但于凤至提醒他：“如果只是将他软禁，日后东北的那些大人物必定会来求情保释，到时候你是放还是不放？”
张学良听完这番话，杀心顿时燃起，只是此时的杀心还不算强烈。于凤至的本意或许并非让张学良杀掉杨宇霆，只是觉得软禁并非长久之计，可张学良性格耿直，他认为：既然软禁不可行，为了永绝后患，杀掉杨宇霆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银元定生死，老虎厅喋血
真正让张学良产生强烈杀心的，是随后发生的杨宇霆为常荫槐索要官职一事。原来，杨宇霆一直想在奉系内部大力培养自己的嫡系亲信，而常荫槐便是他最看重的人。
此前，在杨宇霆的极力举荐下，常荫槐已担任奉天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和黑龙江省主席，可杨宇霆仍觉得他有更大的晋升空间，于是想让他身兼三职，担任东北铁路督办。
听到杨宇霆提出的要求后，张学良气得几乎发疯，心中暗自思忖：我东三省难道就没人可用了吗？你常荫槐一个人要包揽东三省所有重要官职？
但张学良忌惮杨宇霆的地位，只得强压怒火，耐着性子向杨宇霆、常荫槐解释其中的难处，可杨宇霆根本不听。见张学良迟迟不肯签字，他直接将拟好的文件扔在张学良的办公桌上，不耐烦地说：“别跟我咬文嚼字说这些没用的，赶紧签字！”
杨宇霆和常荫槐离开后，张学良气得当场将杯子摔得粉碎。于凤至听到动静后赶忙赶来，张学良见到她后，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说：“大姐，这两个逆贼实在欺人太甚！”
于凤至从张学良的眼中，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杀心。
可杨宇霆并非说杀就能杀的，即便张学良杀心已起，心中仍有诸多顾虑。如何消除这些顾虑？左右为难之际，张学良想到了自己常用的抛银元定夺之法。
以往遇到难以抉择的事情时，张学良都会通过抛银元来决定。他摸出一枚银元，在心中默念：“如果抛银元三次皆为正面，便是老天爷示意我可以诛杀杨宇霆、常荫槐！”
于凤至在一旁紧张地注视着，结果三次抛落，银元竟全是正面。张学良瞪大了眼睛，心跳越来越快。为了得到更明确的“天意”，他再次拿起银元默念：“如果我不杀杨宇霆、常荫槐是错误的，就出现反面！”
张学良小心翼翼地将银元抛出，连续两次，银元都呈现反面！
张学良看向于凤至，于凤至带着哭腔说：“我知道你要杀人了！”
动手的时间，就定在杨宇霆、常荫槐当晚再次来找张学良签字的时候。动手前，张学良找好了诛杀二人的借口，对卫士长高纪毅下达命令：“我命令你，立刻将杨宇霆、常荫槐处死，率卫队执行任务！”
张学良给出的借口还算充分，称二人此前想方设法阻挠东北易帜，如今又逼迫自己签署不当任命文件。
张学良预料到杨宇霆、常荫槐吃过晚饭后必定会再来找他，于是告知卫士长，等人到了之后直接将他们带到老虎厅。老虎厅位于大帅府大青楼东北角，因室内摆放着汤玉麟送给张作霖的两只老虎标本而得名。
当晚，杨宇霆和常荫槐在老虎厅坐下后，左等右等都不见张学良现身，杨宇霆有些气恼地高声呼喊：“小六子，小六子！”
就在杨宇霆一边四处张望、一边高声呼喊之际，高纪毅带着六名全副武装的卫兵突然出现，在说完“奉长官命令，你二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即处死，即刻执行”后，便迅速将二人枪杀。
可怜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张学良会在此时对他们痛下杀手，直到死，他们的脸上仍写满了“难以置信”。
确认二人已死亡后，高纪毅命人用染血的地毡将他们的尸体包裹好，送出帅府，并通知其亲属前来认领遗体。
杀后追悔，贻害东北
张学良在诛杀二人的当晚便心生悔意。一天后，他给杨宇霆的夫人写了一封亲笔信：
“弟与邻葛相交之厚，如同手足，但为国家计，弟受人民之嘱托，国家之寄任，不能顾及私情......弟昨今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中心痛而......”
张学良还特意批给杨、常两家各一万块现大洋，作为二人的殓葬费用。又担心两家遭遇变故后，有人趁机觊觎杨家财产，于是专门指派专人协助处理其家产。
一切安排妥当后，张学良还为杨、常两家送去了挽联，其中写给杨家的挽联是：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涕泪；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张学良诛杀杨宇霆、常荫槐后，又为他们提供殓葬费用、撰写挽联的做法，与他后来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却又执意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行为一样，都让常人难以理解。
然而，若结合张学良“意气用事”“公私不分”的性格特点，便能明白其中缘由。
意气用事之人，往往容易对自己过往的行为感到后悔；公私不分者，尤其在事后尝到苦果后，更会深陷悔恨之中。
张学良不仅在刚杀人后感到后悔，晚年接受采访提及此事时，依旧难掩对诛杀杨宇霆、常荫槐的懊悔之情。他说：
“杨宇霆不该杀，也不能杀，我后悔了，杀错了。”
张学良诛杀杨宇霆、常荫槐后，确实从“小六子”的形象进一步向“总司令”的身份靠拢，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在军中树立威望的目的。
但从后续局势发展来看，张学良诛杀杨宇霆的行为，对整个东北而言都是一场灾难。杨宇霆之死，为奉系集团的土崩瓦解埋下了巨大隐患，张学良也因此失去了一位能稳定东北政治、经济的关键人才。
更为重要的是，杨宇霆之死直接导致整个东北再无人敢向张学良直言进谏。这一点，也直接导致了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毫无顾忌地选择了不抵抗政策。
绝大多数人最终都败在自己手中，回望张学良与杨宇霆的这段纠葛，不正是如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