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抗日战争步入相持阶段，国共合作的薄弱之处愈发凸显。尽管两党在共同对抗外敌的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但在政治理念及军事指挥权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正副参谋长何应钦与白崇禧，向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及新四军叶挺发出“皓电”，强硬要求驻扎于大江南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体北移至黄河以北，并将所辖五十万部队整合缩减至十万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暗中指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将领，准备对新四军发起攻势，此举标志着“皓电”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导火索。
皖南事变主要领导人：叶挺、项英。
国共之间的摩擦根源，实则深植于双方战略利益的根本对立。在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摆脱国民党束缚，独立自主地扩充军队，建立政权”的方针。随后，在苏北、黄桥等地区，新四军与国民党韩德勤部发生了武装冲突。1940年11月底的曹甸战役，成为了引发冲突的直接导火线。新四军对韩德勤部发起了攻击，此行动促使国民党军令部上报《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请求蒋介石批准对江南新四军采取武力措施。尽管蒋介石的初衷是将中共武装驱赶到黄河以北，以遏制其扩张，而非全面剿灭共产党，但他还是在12月10日秘密发布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集结7个师，共计约8万人，执行“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作战指令。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中央作出妥协，准许皖南新四军向北迁移。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及皖南各部9000余众，自泾县云岭的驻地向北进发，迂回行军。然而，此时，一个致命的陷阱已在茂林地区悄然布设完毕。
新四军军长叶挺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部队在行进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不幸遭遇国民党军队7个师的围攻，敌军兵力高达8万余人。茂林地区地形险峻，群山环抱，悬崖峭壁，国民党军队凭借有利地势，对新四军形成了围剿的态势。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事，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虽然英勇抵抗，但由于兵力悬殊，最终陷入了苦战。1月7日，新四军在百户坑召开军分会扩大会议，商讨突围之策。叶挺主张集中兵力攻击星潭，力求打开突破口，但副军长项英因担忧强攻可能带来的重大损失，否决了叶挺的建议。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10时，最终决定部队沿原路后撤，从而错失了最佳的突围时机。 在随后的七昼夜血战中，新四军将士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依然英勇无畏地进行了抗击。由于兵力分散部署，且缺乏预备队，各部队被敌军分割包围，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困境。直至1月13日战斗结束，新四军9000余人中，仅有约2000人成功突围，其余大多壮烈牺牲或被俘。在谈判过程中，军长叶挺不幸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英勇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后惨遭叛徒杀害。
项英，新四军副军长。
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一道命令，对新四军进行无端的指控，指责其“叛变”，进而宣布撤销其番号，并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同时，他还下令对江北的新四军发起攻击，这一系列举动标志着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制定了“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的策略，全面展开了反击。周恩来在重庆领导南方局，展开了政治和宣传上的反击。1月18日，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激昂的题词：“为江南殉国的烈士志哀！”以及“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胞相煎，何其急也！”这两句充满悲愤的控诉迅速传遍全国，揭露了事变的真相。
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陈毅元帅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新部队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总兵力达9万余人，不仅恢复了原有力量，而且实现了更大发展。 与此同时，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包括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一党专政等要求，将斗争矛头指向国民党专制统治。中共的正义立场赢得了广泛支持，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在香港发起抗议；民主党派纷纷谴责国民党暴行；海外华侨反对分裂；美、英、苏等国也对蒋施压。面对国内外压力，蒋介石被迫收敛反共行动。1941年2月，他公开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3月6日，在国民参政会上“保证”不再军事剿共；3月14日，约见周恩来商讨缓和国共关系。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皖南事变新四军领导：叶挺、项英
皖南事变虽然给新四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这一事件却成为国共力量对比转变的转折点，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变使得中间力量和民众舆论明显偏向中共一方。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行径遭到了全国范围内的谴责，而中共展现出的克制态度和坚决抗战的决心则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其政治地位也因此显著提升。正如史料所记载，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皖南事变，不仅唤醒了那些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们，同时也将自己孤立起来。中国共产党坚守立场，全力维护抗战大局，赢得了各界的广泛同情，扩大了群众基础，提高了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力。
皖南事变之后，我党积极着手重建新四军，使其摆脱了国民党的束缚。在华中敌后，新四军独立自主地展开了游击战。部队规模由最初的9000余人壮大至9万余人，并成功建立了更加稳固的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在抗战过程中，中共武装力量的独立性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一成就为战后力量对比的奠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皖南事变新四军战图
皖南事变标志着国共合作在形式与实质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共毅然摒弃了对国民党“共同领导”的幻想，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并着重强调了独立自主的抗战路线。这一转变使得中共在随后的抗战过程中牢牢掌握了战略主动权。
皖南事变纪念馆
项英在皖南的败局，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不遵从中央的指令、对叶挺的领导地位予以排挤。事变之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有效消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误判路线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以进一步稳固。皖南事变成为了国共两党关系的转折点，标志着两党从有限合作迈向了战略对抗的阶段。这一事件不仅重塑了抗战时期的政治版图，同时也为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埋下了深刻的伏笔。
皖南事引发民怨
皖南事变，抗日战争期间，乃国民党顽固派有预谋地策划的“反共事件”，由此引发新四军数千勇士的壮烈牺牲，国共合作的名存实亡。在这场危机之中，中国共产党展现了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出色的应变能力。通过坚决而克制的斗争策略，党不仅成功扭转了被动局面，更将之转化为主动，不仅重新构建并增强了武装力量，还实现了民心向背的实质性转变。国民党因破坏抗战大局而陷入政治孤立，其执政的合法性遭受了严重削弱。那些背离民族大义的政治势力终将被人民所摒弃，而那些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坚守民族立场的政党，终将赢得历史的青睐。
